從《我們與惡的距離》延伸，如果一直捧著廣告主，觀眾真的受益嗎？
獨立時尚媒體《Vestoj》的創辦人（兼總編） Anja Aronowsky Cronberg 與旗下特約編輯 Alice Hines 在 2017 年的一期內容中探討了「時尚新聞學」，其標以〈ON THE (SORRY) STATE OF FASHION JOURNALISM〉，容我們先開門見山的說，其 SORRY 已表明這將是個傷心難過的無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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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這番探討是因為該媒體與前英國版《Vogue》時尚總監 Lucinda Chambers 的採訪內容「引起了不少爭議」，在文章發佈後的一周當中，《Vestoj》的創辦人 Anja Aronowsky Cronberg 接到許多記者來電望能做點評論，這令她納悶：「為何這樣的文章會引起如此騷動？為什麼批評產業問題對時尚工作者來說會這麼困難？如果一直把廣告商捧高高，那觀眾真的受益嗎？」
當《我們與惡的距離》在探討媒體素養的同時，究竟時尚工作者有著怎樣的社會責任？
你是否曾納悶，為什麼時尚只報喜不報憂？
「一部分的原因是，記者、設計師、公關和銷售人員…等人的互利共生，時尚新聞的報導既要客觀也要幫助品牌銷售。」Anja Aronowsky Cronberg 表示，「然而，在時尚界，局內外人的楚河漢界分得非常清楚，每個行內工作人員都怕變成局外人，為了完成你在時尚圈的工作，致使業界人士會去社交照著行規走，這（不得忤逆衣食父母）基本就是媒體和品牌廣告主間的關係，以往最常見的狀況劇就是『某知名記者因給了負評而被謝絕看秀。』」（知名案例：Alaia 和 Anna Wintour、Hedi Slimane 和 Cathy Horyn。）
除了和廣告主之間的關係，你也會有著自己的社交圈，「意思就是，當你要批評所喜歡的人事物時，會有一定的困難性在。」
「你要怎麼帶著專業去評論你的朋友？是否因為無法客觀而該婉拒？作為一名編輯和寫手，這是我常問自己的問題。」
「在時尚圈，有太多工作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這些關係從餐會開始，用精美禮品來維持，在獨家專訪時達到了巔峰。對一名記者來說，能得到同行所沒有的資源是種奉承，這不是說一定要賄賂，畢竟一篇好的報導可以很單純的從相同興趣朋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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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時尚的報導中，「真實和利益交換是一體的，個人情感會影響判斷，這點是記者不願去多談的事情，所以我猜對時尚寫手們來說在寫稿時的『自我審查』情況是非常常見的。」
ps. 自我審查（Self-Censor）：自我審查是指個別人士或機構受到或預計會受到當權者或任何利益集團的壓力，恐懼會招致報復，因而改變或抑制原來的常規性做法或處理。自我審查較常指新聞媒體於發布訊息時刻意迴避或扭曲某些事實，但其他企業亦可能因政治等非商業考慮而自我審查，改變營銷行為，並影響社會整體利益。（資料來源：一日一通識）
然而，這樣的狀況其實老早從 50 年代就開始了
via New York Times
文中，Alice Hines 做了點關於「時尚批評史」的調查，「時間是在大戰後 40、50 年代，大部分是美國人開始，主要是銷售巴黎的高訂服飾。據 《The History of Fashion Journalism》一書指出，在 1938 年，Balenciaga 場內已有 90 位記者；到了 1957 年，來到巴黎的記者數量增長到 500 多位。因為雜誌的出現，時尚成了主流，同時，美國零售商開始拷貝高訂服裝設計，致使身處在美國鄉村你也能夠讀著《Vogue》並在百貨公司買到心儀的設計。事實上，所有時尚新聞學的歷史皆是有關廣告商業，由始至終，它與商業的關係從未脫離過。」
撇除商業外，是否因為它不受大眾重視才得以讓別人予取予求？這樣它讓觀眾看到產業的全貌嗎？
「相較於其他領域，時尚無法做出太過極端的報導。有次我撰寫關於（美國商場）Walmart 罷工的商業議題，該篇我所呈現的是負面導向，我的角色是與該公司對立的，而所供搞的《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是希望擁有這樣子的報導。」Alice Hines 說道。
「而和時尚界是截然不同，雜誌編輯會直接跟你講我們不做任何負面報導。」— Alice Hines
這讓 Alice Hines不禁認為，「為何時尚不能誠實以對？是因為它不被大眾文化所重視嗎？似乎這概念已深植於時尚文字工作者的內心，這就像是『噢，你知道，時尚又不是什麼生死攸關的大事，隨便寫點好話就好啦。』若是設計師今天覺得講錯話想修改訪問內容，敢問又有誰真的在乎？」
為什麼時尚不被重視？Anja Aronowsky Cronberg 推測：「我認為部分原因是時尚普遍被視作傳統女性產業，當我和同事朋友討論時，他們態度會很兩極。一方面會認為時尚是在譁眾取寵，一副沒什麼大不了的心態。可又有些狀況，大家真的把這份工作看作生死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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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沒人報，有些議題則永遠無法被關注，舉凡抄襲、多元性、歧視、環保永續、性騷擾、勞工剝削問題…等，「這種感覺很複雜，當我憤世忌俗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寫的東西很無聊，跟其他新聞相比根本無關景要，但有時，我覺得時尚真的很重要。」 Alice Hines 覺得，「時尚編輯都該停止認為自己寫得東西不重要，克服自我嫌棄的想法後，或許時尚評論的狀態就會有所改善。」
那什麼是批判性時尚媒體？時尚批判真的存在嗎？
所謂「報導」跟「批判」不同的地方在哪？
這是台下觀眾的提問之一，但在看 Anja Aronowsky Cronberg 的回答之前，我們也研究 Vestoj 以外的其他「媒體」和「時尚寫手」。
一篇來自時尚網站 DIGIDAY〈Little impact, lots of prestige: A look at the role of fashion critics today〉探討「時尚評論家」的文章當中，提到了《紐約時報》的 Vanessa Friedman 、《New York Magazine》時尚專欄 The Cut 的 Cathy Horyn 以及《華盛頓郵報》的 Robin Givhan 三位舉足輕重的「時尚評論家」（會以他們三位為例子的原因是他們仍在「罵」設計師）。
對於自身的工作，貴為第一位得過普立茲獎的時尚編輯 Robin Givhan 認為，她的工作是單純「報導產業的新聞，並用批判的觀點來看待。」
所謂批判，不是她們生性愛找碴，而是身為一個記者本就不該照單全收，且自身的職業道德，必須去思考這是否該為大眾所需要知道的。Vanessa Friedman 同意道：「我認為評論家的角色是扮演設計師和消費者溝通的橋樑，你會提及一定的過去歷史和現代文本，架構出該如何去思考服裝。」
若說時尚不膚淺，有很大的功勞是來自於他們（還有《Bof》的 Tim Blanks、《紐約時報》的 Guy Trebay 、《AnOther》的 Alexander Fury 和 Susannah Frankel…等等，當然還有設計師），然而，他們文字上的影響力卻被視作夕陽產業，因為一個品牌的紅與否如今取決於財務報表和媒體曝光，相對的，這也解釋為何 Alice Hines 會認為自己寫的東西並不重要，越來越多的圖，越來越少的文字，加上許多設計師需要文字報導的原因大多數僅是平面媒體可以讓他們的作品有備受重視的感覺，甚至連採購和設計師也鮮少在關注時尚評論，Buyer 們覺得伸展台跟 Showroom 發佈會根本是兩回事，而設計師則是覺得當今許多評論都在胡說八道（要看也只是想看其他設計師是否有說了什麼）。
即便 Vanessa Friedman 認為 Anna Wintour 是少數真能影響設計師的人，「但 Vogue 會做批判性評論嗎？答案是 NO。」
延伸閱讀： 當前年輕設計師的問題？Cathy Horyn：「普遍缺乏歷史知識。」
若想變，我們該如何創造一個正派的時尚產業？或者該問，這是有可能的嗎？
台下觀眾提問：
您既然提出了阻礙時尚新聞學的障礙，是否有任何可能能阻斷這樣商業關係？畢竟最嚴肅的時尚新聞總來自於非專注在時尚的刊物當中（例如：報紙），因為他們有不同的收入來源（ex. 讀者付費訂閱）。
Anja 回答：「在 Vestoj，我們嘗試過，我們如今是由倫敦時尚學院所贊助，但這無法解決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時尚社交關係。」大家會把獨立時尚雜誌和光鮮亮麗的時尚雜誌做區隔，簡單歸類的話，你在前者可以看到嚴肅的新聞，而後者只會有時尚撇步和瑣碎的內容，但難以避免的，獨立時尚雜誌也是有自己的客戶。
她解釋，《Vestoj》雜誌存在的原因之一便是避免讓自己成為的局外人（望能以身作則去探討業界現況），「我有時會遇到同行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我則是覺得有罪惡感，畢竟即便我在做對的事，但我不覺得就該指趾高氣昂，這種態度其實一點建設性都沒有，與其在那邊指責別人，倒不如好好想想自己。」Anja Aronowsky Cronberg 在回答現場觀眾問題時回應道，「或許整個客觀新聞學的想法已死，或許我們早早接受客觀已不復存在。畢竟我們是人，身處於這（受特定外力影響的）世界要客觀幾乎是不可能的，我一直會主張趕緊有所自覺會是最好的，這聽起來逆耳，卻是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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