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研究日本服裝和文化的門田正文（Masafumi Monden）在紐約 FIT 演講時曾說 ：「在日本的時尚文化中，Ivy Style（常春藤學院風）成了一種象徵，意味著日本已準備好結合其他相似但不同的時尚或是概念，激盪出不同的創意火花。」

一本《Take Ivy》和日本第一個服裝企業 VAN Jacekt 引爆了日本的流行；然而，關於日本真正的流行「始」，必須感謝曾就讀哈佛主修東亞研究的 W. David Marx 也就是《Ametora：How Japan Saved American Style》的作者，經由貫穿許多文獻的探討和訪問，他重新構築了這段經典，以下是我們所整理翻譯的故事：

 

一切始於他，VAN Jacket 創辦人石津謙介（Kensuke Ishizu）

根據 W. David Marx 在 IVY STYLE 網站上〈The Man Who Brought Ivy To Japan〉的分享，石津謙介出生自岡山富裕家庭，「年輕時，石津謙介就已展現對西方服飾的癡迷，甚至要求他的母親送他到指定的學校，只因為他比較喜歡那間制服的剪裁，傳記作者 Takanori Hanafusa 特別註明，這在那時是非常不尋常的事（直到 50 年代以前，男性對時尚打扮有興趣普遍都被視作禁忌）。」

就文章上表示，他的的確確是一位紈袴子弟，30 年代早期因讀大學搬到東京，穿著英式風格的高級西裝成夜的在舞廳並早早成婚，後來因為日本侵華的關係（這時的日本帝國主義紛爭，人民生活受到影響，石津謙介的家庭和事業也連帶受到波及），1939 年，他的好友 Teruo Ōkawa 收到哥哥的來信請他去天津的百貨公司 Ōkawa Yōkō 幫忙，這時間點非常棒，因為石津謙介揍了父親的客戶被趕出家門，父親也勸他出去闖一番事業，石津謙介接受好友提議齊帶著妻兒搭船（開心、不受管束的）來到天津。（註：天津租界，是1860年至1945年期間，英國、法國、美國、德國、義大利、俄國、日本、奧匈帝國和比利時等國通過簽訂條約和協議在中國天津老城東南部區域相繼設立的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的租借地。via Wiki）

在這個「國際城市」港口，28 歲的石津謙介成了 Ōkawa Yōkō 的銷售總監，他在這兒穿上他最喜歡的高級西服，很多位於日本的百貨公司都因為政治受限（物資都要提供給戰爭用）倒閉，而 Ōkawa Yōkō 則在高端零售商中一枝獨秀，石津謙介最終接管了服裝生產，縱使戰爭導致阻礙了物資運送，他就把家鄉的裁縫帶來並且在中國生產西裝。

根據 W. David Marx 的描述：「以日本人的標準，他非常的有錢，撇除工作外，他在上海賭場能夠一天輸贏（如今的幣值）$ 50,000 美元，家人們住在英式建築的家中，有著華人管家，甚連小孩也穿上西裝，他在此學會了基本的英語、俄語和一點點中文，也因為在天津，他們並沒接受到戰爭真正的侵擾，頂多就是戰機從天上飛過。」

1943 年，中、美、英三國元首發表《開羅宣言》，日軍勝利的前景黯淡，Ōkawa Yōkō 擔心販售國外奢侈品會被視作不愛國的企業，且很快店內的員工都會被徵招，老闆決定把百貨公司給賣了並且把錢分給員工，因為帶著大量的現金回日本有著被沒收的可能，所以石津謙介決定留在中國。
但他的「品味」可沒因為從軍受到影響，他拒絕穿海軍公發工作服，自行定製華麗的高品質英國羊毛軍服；他被指派管理炸藥工廠，發現大量因管線破裂，無法被送往前端的甘油，他靈機一動重修工廠並把這些材料用來製作「有巴黎人味道的肥皂」，當地中國富貴人家愛死了，又大轉一筆財富。可事後石津謙介非常後悔，他覺得自己沒為國家出力，甚至認為「可能就是因為有像我這樣的日本人戰爭才會輸。」
日本戰敗後，天津被中國人收回，而石津謙介被指責盜竊甘油被收監於日軍書房（時間約 1 個月，他也持續上訴），直到美國軍方來到後事情才有了改善，一位叫做 O’Brien 的軍官拯救了他，因為他們需要會講英文的日本人來當日本大使，他與 O’Brien 美國軍人成了朋友（你會看到許多人說  O’Brien 是因為石津謙介從沒學過他的姓），也因為這位曾就讀過常春藤學院聯盟之一的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的軍人，石津謙介首度聽到了 Ivy League。

（遣返）回到日本前，算是石津謙介首度體驗到戰爭的苦日子，他忍痛留下一切無法塞進後背包的東西（換算下來，有將近兩千萬美元的現金留在了天津） ，但也因為曾在百貨公司的經驗，他成了關西頂尖紳士西服的製造商，並在大阪開設服裝店 Ishizu Shoten，並擔任日本第一本男性時尚雜誌《Men’s Club》的顧問。

為了讓品牌更有記憶點，1951 年，他將公司更名為 VAN Jacket（從一個小報《Vanguard》得來的靈感）。起初品牌以販售英式西裝和其他傳統紳士服裝為主，但在有錢人只尋求定製、一般人沒錢的時代，若想改善業績，他思考品牌的成衣市場究竟在何處？他想到市場沒人在為年輕人設計衣服（這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尤其是在戰後嬰兒潮），但在 1950 年代，日本仍在戰後復原，小孩不是穿著校服就是從爸媽衣櫃中拿衣服亂搭，要拿錢買衣服絕對是天方夜譚；可石津謙介並不這麼想，反骨的他覺得這個想法非常棒，只是有個問題：「什麼風格適合他們？」
參考資料：
AMETORA: DAVID MARX AT PAWNSTAR
The Man Who Brought Ivy To Japan

 

 

Ivy League 來了

對，他就想到了 Ivy League，50 年代中期，「這風格和想法並不常見，也沒人想在日本生產，從美國買來日本賣完全是不可能因為當時的美元兌日円匯率是 1：360。」根據 W. David Marx 在《紐約客》上的文章指出，「於 1959 年的旅行上，石津謙介從紐約來到了普林斯頓大學，他認為學生們的軟呢套裝、條紋領帶、扣領襯衫、卡其褲除了帶有年輕氣質，對長輩來說也夠體面，此外，對戰後的日本消費者來說，這風格耐用、功能齊全、傳統，其材質也好清潔，無疑是個划算值得的選擇。」（註：在受訪時，曾是 VAN Jacket 員工（1966 – 1978）兼鎌倉襯衫創辦人貞末良雄覺得會選中美式風格的原因，「因為大部分我們所接觸的電影都是美國人拍的，在看電影的同時，我們也被那奢華的生活方式所著迷。」）

2 年後，石津謙介指定自己的兒子（VAN Jacket 規劃部門負責人）石津祥介（Kensuke Shōsuke）開始生產 Ivy 風格的衣服，基於自己兒子對 Ivy 了解甚少，所以請來了（Ivy 狂熱份子）くろすとしゆき（Toshiyuki Kurosu）來幫忙，1963 年，品牌開始供給全系列的商品，這樣的舉動是創新的，因為當時各家裁縫走著術業有專攻路線（做襯衫的賣襯衫、做西裝的賣西裝），尚未有人將所有的單品放在單一品牌下販售，且藉此，他們開始推動何謂穿搭的概念。同年，因《Men’s Style》試圖轉型主打年輕觀眾，開啓了 Ivy Style 的流行，零售商與媒體的大推使得 Ivy Style 成為當紅趨勢；到了 1964 年，此風已成為日本年輕人最為風靡的流行，其帶有 VAN logo 的購物袋則成為最酷配件，甚至無法負擔店裡商品的人也會把貼紙貼在米袋上來假裝光顧過（註：日本裝米會用紙袋，不是麻布袋）；同年，以青年文化為主的雜誌《平凡パンチ（Heibon Punch）》問世，編輯們皆採用 Ivy Style 為標誌風格，將 Ivy Style 推向了巔峰。

參考資料：
Stalking the Wild Madras Wearers of the Ivy League
The Man Who Brought Ivy To Japan

 

みゆき族（Miyuki-zoku）不合時宜的孩子們

1964 年的夏天，一群被稱作「Miyuki 族」的人們出現在銀座引起了軒然大波，但那個「犯罪行為」，僅僅是群聚與演繹 Ivy Style。

誠如上述所說，在這樣的時代背景，男性打扮不是一件被看好的事，日本當局就普遍視西方青年時尚為惡源（有罪的次文化），在這個等同於紐約第五大道的高端消費地段，這群（不是穿制服的）年輕學生來到此地便被貼上非善男信女的標簽。年輕人從雜誌上學習穿搭，Ivy Style 成了重點目標，更代表了身為戰後嬰兒潮他們的風格（日本稱作 アイビ（aibii）也就是 Ivy 的意思）。

「首當其衝，看到男生拿著吹風機不是為了吹乾頭髮而是為了打理造型就已讓父母很不開心，因為太娘了。更關鍵的原因是，他們挑錯時間出現在銀座，正值 1964 年東京奧運前夕，日本當局正極力摘除眼前不順眼的一切，像是垃圾桶、手推車、遊民…等，任何有可能會冒犯到外國遊客的東西。對日本來說，奧運不僅僅是體育賽事，更是二次大戰後重回國際社群的契機，他們不能有任何出錯。」就 W. David Marx 研究認為，老一輩的人認為穿成這樣聚在一起是種對傳統價值觀的污辱，高中生和大學生理當穿上黑色校服，然後畢業後穿上商務西裝，鮮少有人嘗試深藍西裝白襯衫黑領帶和素面黑皮鞋以外的東西。

有關當局想在 10 月之前將此事解決，甚至請來石津謙介「協調」，「VAN 發起了 Big Ivy Style 活動在 Yamaha Hall 上，警察也在銀座張貼海報望他們能出現，任何來到現場的人都將獲贈一個免費的 VAN 購物袋（除了帥，用途是能讓你把校服裝進去，但拿著這個購物袋來上課大人們都覺得妨礙學習）。原預計會有 300 人，但現場出現了 2,000 人，石津謙介發表聲明，勸大家不要在來銀座聚集，大多數人默從，但不是全部。時間來到 1964 年 9 月 19 日，警察在銀座抓走 200 人（他們穿著花格子襯衫和樂福鞋），搜索他們身上是否持有違禁品，有 85 人被關進當地監獄，經此事後，他們也不再回來，Miyuki 族也宣告結束。」

他們的存在代表著日本年輕中產階級在主流媒體的指引下消費，只是日本社會並未準備好接受青年時尚可以成為市場的一部份，經此一事件後，Ivy Style 也成為日本時尚男士的代名詞，「Miyuki 族或許輸了在銀座的鬥爭，但他們卻為  Ivy League style 贏了場勝仗。」

參考資料：
The Miyuki-Zoku: Japan’s First Ivy Rebels

PS. 

1. W. David Marx 2016 年曾訪問過 Takeyoshi Hayashida（《Take Ivy》攝影師林田昭慶的弟弟，也是因為他的引薦，哥哥才因首選攝影師退出而候補當上），他自 1963 年加入 VAN Jacket 成石津謙介的秘書，他透露：「幾乎沒什麼人知道石津謙介先生曾因作襯衫被抓過，這事發生在 VAN 剛創立時，警察說，不可能在日本會有這麼棒的襯衫，這第一批襯衫在神戶賣得很好，致使他存了非常多錢。」

就他描述，「裡面的員工全部都是有錢人的小孩，他們喜歡衣服，也覺得必須在此地工作，每個人無時無刻都在想時尚。…員工很難買到東西，因為沒庫存，我們東西都在大阪生產，在東京差不多有 100 位員工，從大阪運到東京需要一周的時間，但通常沒剩下什麼，業務會把所有的貨分配到各店，之後就能偷休息，我都在想，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公司啊？」但能這樣偷懶的前提也是因為他們賣得非常好，「每個人都很努力工作，時常熬夜加班，但因為每樣東西都迅速售罄，零售商會一直要求更多庫存。」

2. 貞末良雄認為：「Miyuki 族就像是被寵壞的小孩，有錢吃好穿好，畢竟除了有錢人誰還能去銀座咖啡店喝茶，而對於一般沒錢的小孩來說，看到他們這樣穿也會想加入他們，所以學生們存錢，買 VAN 的衣服，彷彿這是一種加入 Miyuki 族的方式。」另外，Takeyoshi Hayashida 表示：「石津謙介先生從沒說過：『我們要支持他們！』從來沒有，但這些孩子其實也沒做什麼不道德的事，他們只是聚在那裡，我們倒是接到很多家長抱怨電話說他們的小孩花太多零用錢在 VAN 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