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久保玲（Rei Kawakubo）在1942年於東京出生，Comme des Garcons在1969年開創時裝品牌，她的炫風在1981年的巴黎可以說是聲勢浩蕩，當代的設計師無不對她敬佩有佳，Suzy Menkes亦宣稱她是20世紀至今影響時尚最甚的設計師之一，此話Marc Jacobs也曾經說過。

在《the Study of Comme des Garçons》一書中，作者分析川久保玲的設計風格分為三期：80年代之前大眾稱之為貧窮風格的時代為第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以顛覆傳統衣版設計為第二；第三則是訂定設計主題，加入嶄新意義或解釋，專注重新掌握衣服形狀等創造作業。可如今，或許在近幾年已邁入第四期，那誇張如高級訂製服的風格，彷彿是對當今乏味的時裝現狀的極端反彈，更是對現狀的評判。

 

一. 當初

「當我24歲時，我在廣告公司的織品部門工作，然後我被要求去做平面廣告和電視廣告的造型，我蠻喜歡這份工作，兩年後我離開自己做接案造型師。」透過1987年8月的《Vogue》她表示：「1969年，我在東京租了一間設計工作室和兩個助理一起開啟了品牌。」做什麼衣服？「我覺得符合現代有新意的衣服，但他們依舊帶有商業感，我身處在公司之中，我必須支撐我自己。」

許多人都說當初是她找不到自己喜歡的衣服而開啟了創作之路，其實這點川久保玲也想不起來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對於我們選擇衣服的方式很挫折。」

 

二. Comme des Garçons是怎麼來的？

「我不太記得了其實，我知道我想要一個很長，帶著某種語調（with a ring）的名字。身旁工作的人就對我說：『要不然Comme des Garçons如何？』我心想：『有何不妥？』」但為何不採用自己的名字當作品牌名稱？她說：「我不把自己想做是設計師，因為這是一間公司，許多人和我一起工作，我想要一個能夠代表全部我們全體所有人的名字。」但這不代表川久保玲是女性主義者（很重要），Comme des Garçons更像是川久保玲不願向世俗慣例妥協的態度，「我想打破現存服飾的規則來設計創作。」然而根據《highsnobiety》的報導指出，經官方確認，名稱的由來卻是是來自60年代法國金曲〈Tous les garçons et les filles.（英譯：All the boys and girls my age）〉

 

關於Comme des Garçons的Logo，川久保玲選擇一個簡單、當代的字體，並將C字下面的尾形符號替換成五角星，MOMA現代藝術博物館設計策展人Paola Antonelli曾評道：「這是時尚界第一個非Logo（Non-Logo），它捕捉了品牌那看似複雜實質簡單的特質。」

 

三. 日本總部

「關於Comme des Garçons的總部，原先是五層樓的辦公室建築，每層樓是相當的單調無趣，這裡唯一該揭露的特色就是它的無特別感（Nothingness），這是關於CdG總部你該認知的第一件事。裡頭沒有接待員向你鞠躬問好或指示你該去哪，這可能是人們以為會在Comme des Garçons遇到的問題，但其實只有極少數的人能有機會來到此地，連家人都謝絕來訪，『無論老公、男友、老婆、女兒.. 一律拒絕。』Adrian Joffe表示，這帶出了你該知道關於CdG總部的第二件事：這裡是非常隱密的地方。」Cathy Horyn於《紐約時報》報導中寫道。

 

四. 吾是設計師，亦是老闆娘

「身為年營業額140億日元紡織中小企業的經營者，想必經常打斷她在創造上的專注力；或是身為創作者的執著，將收支平衡置之度外，削弱身為經營者的決斷力。聰明的設計師絕對不會忽視自己所懷抱的矛盾狀況，然而她仍然繼續挑戰經營者和設計這雙草鞋，向前邁進，想必有其用意。」

她的每一個決定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在經濟上的成功其實也歸功於設計端維持獨立的結果。關於經商，《Bof》創辦人Imran Amed對此評論過：「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期間，川久保玲採取了另一種策略，開創了支線Comme des Garçons Black。將賣得最好的款式重製以更便宜的方式販售，這是典型的商業理解舉動，她迅速的創了一個品牌介於商業和創意之間（因為即便死忠粉絲沒錢，還是會繼續購買正牌Comme des Garçons）。」同一時間，其他設計同好就沒這麼好過，山本耀司和Martin Margiela：前者爆出破產新聞，後者據說因OTB集團想要開啟粗糙的商業支線使得Martin本人悄悄離去。

川久保玲在時尚圈的商業祕方，淺移默化的在Comme des Garçons旗下建立不同的品牌，從伸展台上的Comme des Garçons、到Comme des Garçons Black、到PLAY Comme des Garçons系列，還有香氛皮夾，在Comme des Garçons浩蕩的匾額之下，提供廣大的消費群眾各式各樣的選擇。她曾和Suzy Menkes說過：「有人說我在設計一間公司而不是時裝，倒也沒錯。創意不僅僅只是在服飾端，有趣的商業靈感、革命性的銷售策略、出其不意的聯名，培育著內部的人才，這些都是Comme des Garcons的創意。」她視商業為創作的一部份，因為「事業也是創造的一環。」

延伸閱讀：
VOGUE UK 專訪，關川久保玲的八件事

五. 廣告

「透過我的系列和其他商品、圖像創作或是與其他藝術家和攝影師聯名，可以讓我訴說著很多故事，」川久保玲曾表示，「萬物最終的結果勢必能透露著什麼，資訊讓作品更有深度。」

長期撰寫設計專欄的Alice Rawsthorn曾評論過CdG的廣告，她說道：「Comme des Garçons Shirt的廣告就像是有著古怪啓發性的明燈，打自開始以來，廣告就抽象的以冰山、塗鴉、荷蘭黃金時代繪畫、卡車、動物、街頭照片..等等，搭配藍色字體的台詞，當中只有這麼一千零幾次，有“人”真的穿著襯衫出現在廣告當中。….或許因為Shirt的廣告是由創意總監將已存在的畫面重新賦予新的氛圍，當中的不協調性成了特色之一。然而，品牌成了迷人的圖像，而這樣氣質也延伸到圖像的創造者和穿著Comme des Garçons的人身上。」

當中值得提及是川久保玲與攝影師Cindy Sherman的合作。在1993年，在川久保玲看到Sherman在Harper’s Bazaar上的作品後，她主動聯絡Cindy Sherman前來拍攝1994年秋冬廣告，並以此為紐約SoHo店的陳列，其旨在挑戰時尚攝影的樣式和規則。她的影像專注在分離的模特兒和古怪的氛圍上，讓最重要的服裝成為配角，在雜誌隨處可見的“理想美”中， Cindy Sherman呈現的是彷彿怪奇展上的“不美”，川久保玲拒絕了攝影和店內陳設傳統的詮釋方式，與Cindy Sherman不約而同地做了場破壞秀。

 

六. 顏色

在日本時，川久保玲早期的追隨者都是一身黑，外人稱他們作“黑烏鴉（the crows）”，這是外界對川久保玲（或山本耀司）普遍的印象。

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於2006年曾評論：「在80年代左右，川久保玲的色盤由白灰黑和海軍藍或米白色所主導。關於黑的主題，在她的創作中彷彿有著無限的權利，搭配上山本耀司，他們讓黑變得時尚…。」

 

然而，在1988秋冬系列中，川久保玲斷然的以「Red is black」為題將紅提升為主角之位。引用《the Study of Comme des Garçons》一書中表示，「舞台投射紅光、白襯衫、連身服、紅夾克、襪子等系列的開場組合，她將計就計，利用人們對品牌黑的固定印象，將黑色對川久保玲的意義，以紅色表現。她所選用的紅色是純赤朱色。原本就鮮豔明亮的赤朱色，使用在硬挺的布料上，縫製成幾何學的夾克，展現出尖銳的強度。紅和白、紅和黑等對比強烈的顏色組合，更凸顯紅色先烈的自我主張。」

之後，Comme des Garçons 2011年秋冬閉幕，全部的模特兒身穿金色彷彿螢火蟲般穿梭在舞台上。「繼黑色和紅色之後，我的第三個顏色就是金色。」川久保玲在曾解釋道，「根據研究顯示，如果讓小嬰兒選一個顏色的話，他們通常會選金色。所以這次我為了紐約Chelsea店幻想了一個充滿魔力和親密感的金色世界（原本Chelsea店內部是鋁白色）。」，《AnOther》總編Susannah Frankel也對此表示，「她喜歡這GOLD的發音，金色讓她聯想到杜拜。」品牌也在2015年秋冬推出PLAY金色愛心系列。

 

七. 聯名

40多年來，Comme des Garçons的聯名聲浪不曾間斷，有些或許是商業價值所主導，有些卻是川久保玲個人的心頭好，但這當中的糾葛，從來不是由對方主導的，Comme des Garçons的信猶如邀請函一般，這樣的聯名倒也展現了其內部的金字塔組成。

「在Comme des Garçons，所有的一切都和創意有關：服裝設計、圖像設計、內部陳設、商業策略和行銷方式，所有的一切都有自己因果關係，它們形成一股勢力、一個形象，看似有趣，可難度頗高。」— Rei Kawakubo in Menkes, 2009

 

論知名，像是攝影組（Cindy Sherman）、舞蹈組（Merce Cunningham）、快時尚組（H&M）、精品組（Louis Vuitton）、運動組（NikeLab）、潮流組（Supreme）…等等，這清單洋洋灑灑，更別提下面的牌子還有各自對外的聯名，其展現了帝國對各界的友善歡迎，也增添了不少川久保玲個人的魅力。想當初插畫家Filip Pagowski創造了Play CdG紅心臉，莫名的火紅也進而和其他品牌擦出新的火花，川久保玲曾說：「對我來說，創意沒有妥協，我做我想做的，而他們做我所做不到的。」從川久保玲的慧眼獨道和青睞，一切的開始與結束都是雙方完全的了解和支持，透過Comme des Garçons眾品牌的延伸，不單只是經濟上的效益，更是品牌間交織合作的新成果。

 

八. Comme des Garcons Guerilla（Pop-Up開山之祖）

Guerilla游擊戰一詞倒也成了時尚圈的一個傳奇，這概念定下了未來Pop-Up快閃店的基礎，為了能找到合適的展店地點和理想合作對象，於2004年到2008年間，開始與科學家、廚師、作家和友人..的房子拿地合作，首家店開設在柏林，其店以Comme des Garçons Guerrilla Stores搭配上國際區碼為名，「Joffe和我花了一天的時間在柏林的游擊店，這裡原本是Brecht博物館的書店所在，地點則有點像是紅燈區。這算是非主流的零售實驗，於2004年開啟，還有另外七個前哨站，大部分是在北歐，沒有廣大的宣傳聲浪，且一年之內就會關閉。這些店的裝潢費用可能比一些Gucci和Prada的包還便宜，保留著地區原來的裝置，像是斑駁的壁紙或燒焦的外牆等等，」

約20間店開開關關，從雅典、巴塞隆納、巴塞爾、貝魯特、冰島、洛杉磯、香港、新加波、斯德哥爾摩…等等。Adrian Joffe表示：「這代表著大眾族群中小部分志同道合的心靈。」這簡單的舉動為Comme des Garçons迎來極大的掌聲，此法也開始受到他牌所仿效，可即便效果顯著，Comme des Garçons依舊在2008年斷然結束Guerilla，並新啟動Comme des Garçons POCKET店鋪計劃（COMME des GARÇONS POCKET將品牌最簡單的商品帶到高級店鋪，選在繁華大都市設場並在當地砸下大型商業廣告）。

（小趣聞：有意思的是，Adrian Joffe曾受訪時說：「當我們決定開設Dover Street Market的時候，有人以為這也是游擊店，還跑來問我這家店你們怎麼開了一年還沒關啊！我花了好多年告訴他們這不是游擊店，做這家店花的錢太多了，不能一年就關。」）

 

九. Dover Street Market

「我想要創造一個新的市場，能讓各方不同人士來策展，讓各自衝突成就一場美麗的混亂。無論是交織混合或是不同血緣的靈魂都可以分享各自的感官世界。」

倫敦Dover Street Market現已遷到Haymarket 18-22上，可當初的那個據點，也展現了川久保玲的魅力，舉凡Acne、APC或是Victoria Beckham都在附近設點。有著終極購物中心的別名，裡頭分散著川久保玲認為你所想要的東西，比起購物中心，或許世人更喜歡用「博物館」來稱呼，其支撐著許多新人的夢，亦也成了設計師天馬行空的場所，「有趣的藝術裝置是可以幫助品牌實現商業銷售的，這一點在行業內已經被普及了。」CdG執行長Adrian Joffe曾告訴《芭莎男士》，「我們通過打造特殊空間的方式展示這些品牌的新設計。無論是對於品牌，還是對於消費者而言，這都是一種全新體驗。而體驗本身就意味著能夠獲得其的認知。對於現在的Gucci而言，這樣的做法正好也符合品牌現有的氣質。」（據說Supreme老闆James Jebbia曾因Surpeme和Prada於DSM紐約同樓層販售而不愉快，甚至揚言要撤櫃，可最後和Adrian Joffe合好，因為大家逛Prada的同時也來到了Supreme。）

2004年：於倫敦Mayfair區的Dover Street開設Dover Street Market

2011年：CdG與香港I.T集團合作在北京三里屯開設了全新的DSM（只不過叫作I.T Beijing Market，原因是因為Dover Street Market大家會不知道是什麼。）

2012年：於東京銀座開設Ginza分店（今年迎來五週年，請來各大設計師與品牌合作紀念Tee。）

2013年：於紐約Lexington Avenue開設New York分店

2016年：將倫敦Dover Street Market遷址到Haymarket街上，並在年底宣布Dover Street Market新加坡店於2017年六月開幕。

2017年：據《WWD》表示，第六間 Dover Street Market 將在洛杉磯 LA 設店，Adrian Joffe 表示：「就只是感覺時間地點對了，這不是什麼花了五年的深謀遠慮，你懂我們的.. ，其將會有川久保玲主導設計，將會非常特別。」

關於未來？「也許會在香港開一家。我們肯定不會開到20家這樣的規模，6到7家是最理想的數字。」

 

十. Adrian Joffe

「商業並不是一個骯髒的詞彙，我喜歡商業，我們在一天內能有50萬美元的銷售。」

他是Comme des Garçons帝國的CEO，於1987年加入CdG行列，幾乎所有的商業合作都是出自於他，川久保玲則專注於設計層面。根據《芭莎男士》上的訪問指出，7月4日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兩人在1992年結婚，在24年結婚周年當天，Adrian Joffe發了一封郵件“24周年紀念快樂”給川久保玲，結果她只回“謝謝你的提醒”。「她的回答既出乎意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關於Adrian Joffe的工作內容？在此舉一個關於俄羅斯金童Gosha Rubchinskiy的例子，引用《界面新聞》和他的專訪表示，「川久保玲一開始不明白為什麼我要和Gosha合作，為什麼要幫他在俄羅斯製作成衣，她不認為Gosha的作品很有創意，畢竟我們的視角不同，所以我要說服她，告訴她扶持這樣的設計師品牌對Dover Street Market有益、要從時裝業的整體格局出發、我自己也去了莫斯科見到了Gosha，了解了他的背景等等。川久保玲不是個有耐心的人，如果你講的東西在五分鐘內沒能讓她明白個之乎所以然，她就聽不進去了。和Gosha的合作，她是用了三年時間才意識到我的決定是正確的。」所以推估一下時間，Adrian Joffe與Gosha推出新攝影集後（大約是在2012年）相遇，玲姐在2016年1月現身Gosha Rubchinskiy 16秋冬系列，而2016年三月《Bof》透露Gosha正式入主為CdG帝國支線一員。

關於這個起心動念，「我先留意到了他的攝影作品，因為我自己對後蘇維埃時期這段歷史很感興趣。我在莫斯科的一個派對上認識了他，他當時正和一群滑板青年混在一起，我問他是做什麼的，他說做滑板，也做一些T恤衫，我說我們在倫敦有家店，或許以後可以進你的T恤賣。那次我們聊得很愉快，他給我看了他做的T恤，還有他拍的照片，我很喜歡。後來，原先為他製作T恤的俄國製衣廠倒閉了，我們就開始成為他的製造商，再接著他又說想做場時裝秀，我發現他很會講故事，也能透過這些故事表現他自己的東西。」